鸿运配资新旅游路线, 火了

圣维森特岛的明德卢依偎着干旱裸露的山地，面向一片深阔港湾。历史上，贫困和饥荒推着无数佛得角人从这座城市登船远行，前往美国与欧洲谋生。

足球同样循着海路来到这里。21世纪初，这项由欧洲殖民者带来的运动率先在明德卢兴起，随后传遍群岛。一个多世纪后，足球又将这个孤悬大西洋上的非洲小国，带到了世界面前。

从塞内加尔海岸向西约500公里，十座火山岛散落在大西洋上，组成了佛得角。这里地理上属于西非，文化面貌却很难被简单归类。15世纪葡萄牙人到来以前，群岛一直荒无人烟；此后，欧洲定居者与被贩运至此的西非奴隶共同构成了岛上最早的人口。数百年交融，孕育出一种兼具非洲与欧洲特征的克里奥尔社会。

这种混合写在城市的外表，也流淌在音乐里。圣维森特岛机场外，“赤脚歌后”塞萨里娅·埃沃拉的雕像，迎送着来来往往的旅人。在佛得角，几乎人人都会吟唱她那写满离别、漂泊与乡愁的名曲Sodade（《想念》）。

2026年夏天，另一张面孔占据了明德卢的街头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贡献7次扑救、逼平西班牙的传奇门将沃津尼亚。以他为主题的壁画和海报遍布街巷，成了新的城市符号。

这个夏天的“足球神话”，正是佛得角与世界百年互动的缩影。

5月7日，人们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一处海滩上踢足球。图/视觉中国

“足球神话”的另一面

明德卢市中心以东，“九月十二日”大道旁，坐落着阿德里托·塞纳市政体育场。球场建于1938年，一块人工草皮被看台紧紧围住，一年前热带风暴“艾琳”造成的损害，至今尚未完全修复。

这座容量5000人的中小型球场，是岛上多支球队共用的主场和整座岛屿足球生活的中心。沃津尼亚去海外踢球前，也曾身披明德伦斯俱乐部的球衣，在这块场地上挥洒汗水。

明德伦斯俱乐部主席弗兰克利姆·斯宾塞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沃津尼亚在俱乐部期间成长为群岛上最优秀的球员，并助力球队拿下多项地区和全国赛事冠军。在本土联赛积累的技术、心态和比赛经验，也为他获得第一份海外合同，继而走上非洲国家杯和世界杯赛场打下了关键基础。

明德伦斯曾为别名“蓝鲨”的佛得角国家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球员。从1975年佛得角独立到21世纪头十年，国家队名单中一般有5至7名球员出自这家群岛上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。如今，现役国脚中，近年曾效力明德伦斯的只剩沃津尼亚一人。

这种变化，源于佛得角国家队日益国际化。2026年世界杯阵容中，绝大多数球员目前身在海外俱乐部，且超过一半出生于散落在欧美的侨民家庭。与沃津尼亚先在佛得角联赛站稳脚跟，再前往欧洲不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少年时期起，就在欧洲的青训体系和职业联赛中成长。

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北郊，由中国援建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。图/新华

根据国际足联的“三代血缘规则”，一名球员在持有相应国籍且未被另一支成年国家队正式比赛“锁定”等条件下，如果本人、父母或祖父母出生于相关国家或地区，便可以取得代表该国家或地区参赛的资格。对于本土人口只有50多万，海外侨民及其后裔却超过百万的佛得角而言，这项规则打开了一个远超本土的巨大人才库。

佛得角足协很早便开始主动寻找散居海外的佛得角裔球员。前葡萄牙国脚鲁伊·阿瓜斯执教佛得角国家队时，甚至把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变成了球探工具。2019年，出生于爱尔兰的后卫罗伯托·洛佩斯，在领英收到阿瓜斯发来的葡萄牙语消息。他起初以为是垃圾信息，数月后才发现，对方是在询问他是否愿意代表祖籍国出战。后来，洛佩斯成为“蓝鲨”后防线的重要一员。

借助遍布世界的侨民网络，佛得角把一部分人才培养“外包”给了欧洲足球体系。美加墨世界杯的成绩证明，这条道路获得了成功。作为一个人口少于许多国际大都市的岛国，佛得角凭借这种全球招募方式，组建出能同西班牙、乌拉圭和阿根廷周旋的国家队。对于缺乏完整职业联赛和雄厚资本的佛得角而言，这提供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追赶路径。

佛得角本土最高级别的赛事仍带有明显的半职业性质。各俱乐部首先参加地区联赛，优胜者再进入全国锦标赛。多数俱乐部缺少稳定的商业赞助，只能依靠赛事门票、赢球奖金、会员费和足协提供的有限补贴维持运转。

在市场容量和商业投入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，本土俱乐部很难为球员提供有竞争力的收入。明德伦斯拥有男子、女子成年队及五个年龄段的青年梯队，球员接近200人，但只有男子成年队有固定薪酬，每月150至300欧元。相较之下，一份海外合同至少可以带来1000至3000欧元的月收入。

斯宾塞并不反对国家队招募侨民球员，但他担心，这种选材模式正在挤压本土球员的上升空间，并进一步削弱本土联赛留住人才的能力。斯宾塞希望，国家队能够稳定吸纳4至6名国内联赛球员，为留下者保留一条看得见的上升通道。

一边是精英球员不断流失、勉强求存的本土联赛，一边是由全球侨民人才挑大梁、足以挑战世界冠军的国家队，人才流失与资源回流同时发生。这种矛盾不只存在于佛得角足球，也是这个国家数百年来反复面对的发展命题。

5月23日，佛得角国家足球队在圣地亚哥岛训练，备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。图/视觉中国

“第11座岛屿”

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，若昂·雷森德-桑托斯的车库里摆着一个尚未装满的大桶，佛得角人称它为“bidon”。食品、药品、衣服和电子产品被陆续放进去，等塞满之后，它将和无数同类一起，漂洋过海，运往佛得角。

有人把东西寄给家人自用，也有人让亲属收货后拿到市场上转卖贴补家用。每逢星期日，佛得角首都普拉亚还会封闭一条主要道路，供人们摆摊贩卖侨民从海外寄回的物资。

若昂出生于佛得角，如今在美国本特利大学任教，并为佛得角政府提供政策咨询。早在19世纪下半叶，他的家族便有人远赴美国谋生。寄送者换了一代又一代，但跨越大西洋的寄送从未停止。“这不是已经消失的历史，而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日常生活方式。”若昂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一只bidon的跨洋旅程，背后是一个国家延续数百年的迁徙史。这片原本无人的群岛，因为地处西非近海的跨大西洋航路，在15世纪中叶成为奴隶贸易的重要中转站。奴隶制走向终结后，失去经济支柱的群岛随即陷入长期经济危机，频繁的旱灾、殖民当局的忽视以及由此加剧的饥荒，持续将佛得角人推向海外。19世纪中叶，美国捕鲸船在群岛招募海员，将佛得角人带到新英格兰地区。二战后，欧洲为填补劳动力缺口推行“客工计划”，又推着佛得角人流向葡萄牙、荷兰、法国和意大利。这个横跨欧洲、美洲和非洲的离散社群，被称作佛得角的“第11座岛屿”。

如此大规模而持久的人口外流背后，还有群岛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限制。全国人口分散在九座有人居住的岛屿上，岛际运输昂贵，有时从一座岛把货物运到另一座岛，甚至比从葡萄牙里斯本运到普拉亚更加昂贵。群岛降雨稀少，适合耕作的土地有限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，地下也没有石油、钻石或其他足以支撑财政的矿产。狭小而破碎的国内市场，很难创造足够的就业和资本。

1975年佛得角脱离葡萄牙独立时，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·基辛格曾断言，这个国家“无法生存”。

几十年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。佛得角2008年退出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，2025年进入世界银行的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。它在人均收入、教育、医疗、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方面的表现，不仅明显优于与它同期独立的几内亚比绍，也超过了拥有丰富石油或矿产资源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。

若昂曾参与非洲开发银行关于佛得角发展经验的研究。他将佛得角的崛起归结为三项相互联系的因素：外部发展援助、侨民汇款，以及把这些外部资源转化为国内发展的治理能力。

佛得角独立后，西欧、美国和中国等提供了大量援助，国民议会大厦、政府大楼和第一座具有规模的水坝泡衣崂，均由中国援建。海外侨民则持续向家庭寄钱、寄物。据世界银行统计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外国援助和侨汇加起来一度接近佛得角经济总量的80％。

在非洲，获得大量援助、拥有庞大侨民群体的国家并不少，佛得角的表现却并不常见。真正拉开差距的，是这些钱如何被使用。

佛得角与几内亚比绍曾由同一个独立运动领导，却继承了不同的社会条件。几内亚比绍经历了长期武装斗争，军队因此成为独立后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。佛得角群岛没有成为战场，国家政治从一开始便较少受到军事集团左右。独立后的前15年，佛得角实行一党制，先后由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（PAIGC）及其1980年改组成立的佛得角非洲独立党（PAICV）执政。政府保持了相对稳健的经济政策，并把外部援助和侨民资源投入教育、医疗和农村建设，为长期发展积累基础。

明德卢市政市场内的商家（上图）及明德卢港口一角（下图）。图/视觉中国

此外，在不少非洲国家陷入战争和政治动荡之际，佛得角在人口结构融合上相对成功，维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平。

联合国数据显示，1975年至1990年，佛得角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年均增长约4.5％；同期，几内亚比绍年均增长约2.2％。多次政变与内战严重阻碍了几内亚比绍的发展，该国至今仍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之列。

佛得角治理能力的另一个体现，是将庞大的海外侨民群体纳入国家建设，而不只是视为汇款来源。新政府在独立之初便给予了海外佛得角人有限的投票权，允许离境未满五年者有资格选举议会成员。1992年颁布的新宪法又赋予侨民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权，为侨民选区保留六个议会议席，并允许他们在居住国归化后继续保留佛得角国籍。2006年总统选举清楚显示侨民选民的分量：两位候选人在本土几乎战成平手，但近三分之二的海外选票投给了佩德罗·皮雷斯，最终决定了总统职位的归属。

其实，佛得角政府与侨民也经历了漫长的磨合。独立初期，不少欧美侨民批评佛得角与几内亚比绍合并的安排，也抵制可能威胁其国内财产的土地改革，PAIGC的主要反对力量就在海外。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双方关系才逐渐缓和，政府也开始设计更多激励措施，鼓励侨民参与国家发展。

为侨民设立高利率专属储蓄账户，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。许多在葡萄牙、法国或美国工作的佛得角人，因此选择把积蓄存入故乡的银行。这些以美元和欧洲货币计价的存款，不仅为国家提供了进口必需品所需的硬通货，也让银行有更多资本向国内企业放贷。

“我常把他们称为佛得角的‘改革开放一代’。”若昂这样形容1975年上台的那一代领导人。在他看来，这些人并不拘泥于意识形态，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、推动国家发展为导向。

佛得角在1991年和平完成多党民主转型，政权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反对党争取民主运动（MpD）。此后，政党数次轮替，但对侨民的重视始终是一项跨党派共识。

“佛得角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群岛国家，却拥有开阔的世界视野。佛得角人的全球分布，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国际联系，也让国家更加开放。”佛得角前总理乌利塞斯·科雷亚·席尔瓦说，如果忽略侨民维度，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国家。

还能延续多少代？

世界杯结束后，明德卢出现了一条新的旅游路线——“沃津尼亚与赤脚歌后”。游客从沃津尼亚成长的丰蒂尼亚社区出发，寻找这位传奇门将留下的足迹，再走进塞萨里娅·埃沃拉博物馆，最后以一场莫尔纳音乐演出结束行程。

“赤脚歌后”塞萨里娅·埃沃拉的雕像、传奇门将沃津尼亚

在佛得角与阿根廷的比赛结束后，综合旅游服务网站亿客行（Expedia）的数据显示，美国用户对佛得角的搜索量增长超过800％，欧洲旅游运营商TUI收到的搜索和咨询量也翻了一番。

早在“蓝鲨”登上世界舞台前，旅游业已经成为这个岛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。2025年，佛得角接待游客约124.8万人次，强劲的旅游需求和新增航班，推动该国经济增长约6.3％。旅游繁荣首先改变了萨尔岛和博阿维斯塔岛。白色沙滩旁，一座座五星级度假村沿海岸铺开。对欧洲游客来说，这里有媲美加勒比海的阳光和海滩，飞行距离却短得多。

尽管旅游业在2006年已经成为佛得角最大的外部收入来源，却主要由外国资本控制，相当一部分利润会流出群岛。佛得角的经济并未摆脱脆弱性，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吸引力的工资。23年前来到佛得角创业的温州商人林杰，最初经营服装生意，如今从事房地产开发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当地普通工人日薪折合人民币约100元，技术工人约200元，仍低于欧洲的水平。

收入与机会的落差，让很多佛得角人继续走向海外。从2000年至2023年，至少有相当于佛得角本土人口14％的人离开。民调机构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，2024年约64％的佛得角人表示正在考虑移民，较2017年上升了7％。

“留不住最好的球员”，并非明德伦斯独有的困境。“你去问佛得角的企业、酒店或其他机构，大家都会抱怨找不到足够的员工，”若昂说，“没有工程师，没有电工，甚至没有足够的人打扫酒店客房。”

劳动力不断外流的同时，佛得角收到的侨汇持续增长。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，这条资金通道仍表现出很强的韧性。遭遇新冠疫情时，旅游停摆、就业锐减，海外侨民反而寄回更多钱，成为佛得角家庭乃至整个经济的“减震器”。根据佛得角中央银行的数据，仅2025年，侨民就通过官方渠道汇回约3.14亿美元。若再算上非正式汇款、寄回的实物，以及未被单独统计的侨民投资，他们的实际贡献还要更高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：它还能延续多少代？

若昂这一代人与故乡的联系仍然具体：他每年有近半时间生活在佛得角，那里有他的房子、家人和生活记忆，所以会继续寄钱寄物。但对于出生在海外甚至从未到过佛得角的年轻一代，佛得角只是父母讲述中的遥远故乡。当群岛上的祖父母相继离世，直接的家庭纽带逐渐消失，汇款的动力也可能随之减少。“二三十年后，如果侨汇不再是重要支柱，佛得角要用什么来替代？”

佛得角并非没有意识到侨汇依赖的风险。继20世纪80年代设立高利率侨民账户后，近年来政府又推出税收优惠和一站式服务，推动侨民转变为投资者。最新的发展战略则将目光投向蓝色经济、数字服务、港口物流和渔业，希望为留在群岛上的人创造更多机会。

实现这一转型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。在若昂看来，佛得角早期的发展得益于政策的稳定和延续，而过去十年愈发激烈的党派竞争，正在削弱这种优势。常年往返于美国和佛得角之间，若昂清楚看到：大国尚有消化政策失误的余地，资源匮乏的佛得角却“没有犯蠢的本钱”。